张祁闻言不禁一愣。
不对啊！
明英宗被俘后，孙太后不是应该就立即垂帘听政，执掌朝政大权了吗？
张祁清楚地记得，历史上土木堡之变后，孙太后为了保住明英宗一脉，不惜违背“立嫡”之祖制，特下懿旨将庶长子朱见深立为太子。
就连郕王朱祁钰的登基，表面上也是先经过孙太后首肯，并由她颁布懿旨后，群臣才纷纷上表劝进。
更为重要的是，景泰八年的“夺门之变”中，明英宗得以复辟的合法性，同样源于孙太后颁布的懿旨。
正是孙太后将于谦等人定性为“奸臣擅谋”，才为石亨、徐有贞等人迎立明英宗提供了正当理由。
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孙太后的懿旨，“夺门之变”不可能成功得那样彻底。
由此可见，自土木堡之变后，孙太后的懿旨就应当具备了号令百官的效力。
至少在废立天子与废立太子这两项重大决策上，没有她的准许是绝对无法实施的。
反过来想，如果现在的孙太后说话不管用，马顺断然不敢如此跋扈，于谦也不必为了阻挠南迁而仓促间寻一家奴来冒充郕王。
再者，如果孙太后当真毫无实权，那今日还开什么朝会？
直接文官集团内部一番商议，将南迁之事一锤定音，岂不更为便捷？
倘若真能如此，大明说不定还能因此跳过那些痛苦的封建制度改革，一步到位地迈向“君主立宪”了。
但于谦没有那样做，这说明孙太后肯定是有权力的，而且她的权力还很大。
孙太后自己显然也清楚这一点，至少在郕王被正式拥立为帝之前，文武百官在表面上是必须遵从她的“懿旨”的。
她的态度和决定，绝对是朝堂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孙太后的权力已经如此之大，垂帘听政对她而言本该是水到渠成之事，为何还要特意征询郕王的意见呢？
这显然不合常理。
以孙太后的地位和手段，她完全可以直接颁布懿旨，宣布自己要垂帘听政，群臣即便心有不满，也未必敢公然反对。
除非——
张祁灵光一闪，除非大明的祖制从根本上就禁止太后公开垂帘听政。
在土木堡之变前，明朝从未有过太后垂帘听政的先例，孙太后自然也无法开这个头。
即便她权势滔天，也无法公然违背祖制，否则便会招致文官集团的集体反弹，甚至动摇她自身的合法性。
毕竟，上一个公然违背“宦官不可干政”祖制，嚣张到不可一世的王振，已经惨死在了土木堡，还让大明的几十万军民为他陪葬了。
这一制度性的限制，恰恰就是孙太后无法名正言顺推动南迁、甚至不得不暗中毒杀朱祁钰的核心症结。
她可以暗中操纵朝局，可以借懿旨影响朝廷决策，左右军国大事，甚至可以废立皇帝，但她始终无法打破祖制的枷锁，公开站到台前，以“垂帘听政”的形式直接掌控朝政大权。
这就是大明的特色后宫干政体制。
皇太后的懿旨如同悬在朝堂之上的尚方宝剑，可斩奸佞，可定国策，可决定帝王之生死。
但皇太后本人却必须隐于帷幕之后，她可以是权力的影子，却永远成不了权力的图腾，更不可能像武则天一般直面朝堂称“朕”。
因此方才在东华门前，他对马顺放的那句狠话“本王这就入奉天殿恭聆慈训”，完完全全就是一句辛辣刺骨的反讽，是在正统朝的现实政治中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场景。
倘若没有郕王这个成年亲王，只有朱见深这个年幼太子，孙太后或许真有机会突破垂帘听政的限制。
后来到了万历初年，明神宗登基时，他的生母孝定李太后就曾有过这样的机会。
可如今，郕王的存在，却如同一道无形的枷锁，将孙太后牢牢困在了祖制的樊笼之中。
那在这种情形下，自己应不应该答应孙太后的请求呢？
张祁的掌心渗出冷汗。
真郕王或许尚有周旋余地，但他这个假郕王却绝不能松口。
道理很简单，孙太后能这样问，证明她已然确定眼前的“朱祁钰”是假的，因此才故意抛出一个明知不可行的问题，冷眼看这个替身如何应对。
这一问，既是试探，也是杀招。
倘或这假郕王贸然答应，便说明此人要么愚蠢至极，要么对祖制一无所知，不过是个于谦随手找来的草包傀儡，毫无政治素养。
如此一来，孙太后便可借着听政之名，进一步掌握主动权，将这假郕王彻底捏在掌心。
倘或这假郕王不答应，那也无妨，孙太后本就没指望他能一口应允。
她要的，是从他的即时态度中窥探出更深的东西，这个替身，是否已完全受控于于谦？
若是张祁在回应中流露出半分迟疑，便说明他对自己的权力边界并无把握，或许还有可供拉拢的余地。
孙太后能下令毒杀朱祁钰，是因为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世上能真正保护朱祁镇的，只有她自己。
如今，她不揭穿张祁，反而试探他的态度，意味着她愿意“合作”，但前提是，局势必须由她全盘掌控。
这“听政”二字，既是在展示她依然手握大权，也是在警告假郕王，“若你想坐稳这个位置，就必须听我的。”
因此对于这个问题而言，孙太后真正想要得到的回复，从来不是单纯的“准”或“不准”，而是藏在字里行间的动摇。
既然假郕王已经在东华门前被文官认证为“真郕王”，那么他的身份便已板上钉钉。
但凡张祁在回答中流露出半点对于谦的不信任，孙太后便能将这个假郕王化作牵制于谦的新锁链。
她需要的，只是一个微小的破绽，一个足以让她撬动整个朝局的支点。
因此，张祁的回应既不能示弱，也不能过于强硬。
他需要在祖制的框架内，找到一个既能维护表面权威，又不激怒孙太后的平衡点。
这不仅仅是一场权力的博弈，更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心理战。
想通了这一节，张祁复又撩袍跪下，神情恭谨却不失威仪，语气不卑不亢地道，“殿下以圣母之德辅佐社稷，臣自当感佩于心。”
“然而《皇明祖训》有言，‘凡皇后止许内治宫中诸等妇女人，宫门外一应事务，毋得干预’，臣若为殿下开此先例，恐负列祖英灵，有违太祖遗训。”
“昔年先帝驾崩时，曾留有遗诏，凡朝廷大政，均奏请诚孝昭皇后（指张太皇太后）定夺，又指张辅、杨士奇、杨荣、杨溥、胡濙为托孤五大臣。”
“当时托孤五大臣俯首请缨，恭请诚孝昭皇后垂帘听政，诚孝昭皇后却以‘毋坏祖宗法’五字拒垂帘之请，并请五大臣同心共安社稷。”
“殿下乃臣之嫡母，关心国事之心可昭日月，臣无不感念，然先帝与列宗成宪已有定制，若更张祖制，恐惹朝野非议。”
“如今国难当前，军国大事，当由六部九卿共议，方能集思广益，政令通达，臣自当竭尽全力，辅佐殿下与陛下，共渡难关。”
这番话既引经据典，又暗含锋芒。
他先以《皇明祖训》为据，表明立场，再以诚孝昭皇后之事为鉴，暗示孙太后不应违背祖制，堵住了孙太后垂帘听政的请求。
最后以“国难当前”为由，将权力引向六部九卿共议的常规程序，既不失对孙太后的尊重，又维护了朝廷制度的尊严，可谓滴水不漏。
孙太后揉着泛红的眼角，眼底的水光湿淋淋得闪烁不定。
她心中泛起一阵恍惚，仿佛眼前的“朱祁钰”与记忆中那个怯懦的少年重叠在了一起。
如果她不曾了解真正的朱祁钰，或许连她也会相信，眼前这个言辞犀利、举止从容的替身，才是真正的郕王。
于谦究竟是从哪里找来这样一个足以以假乱真的人物？
是于谦早已暗中培养，还是此人本就蛰伏市井，伺机而动？
更令她不安的是，这个替身对朝局洞若观火的敏锐，对祖制与权术的精准拿捏，甚至对她这个皇太后心思的揣摩，绝非一朝一夕能够练就，更非寻常草包所能伪装。
她的目光渐渐冷峻，这个替身，究竟是何来历？
于谦能找到他来冒充朱祁钰，究竟是机缘巧合，还是另有缘由？
若是前者，于谦难道就没看出来此人并非池中之物？
若是后者，此人又是如何被卷入这场权力漩涡的？
或者说，这个替身是否本就心怀异志，只是借于谦之手，登上了这个本不属于他的位置？
倘或如此，那这场棋局中，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执棋者？
孙太后心中疑虑更深。
这个替身，或许不仅仅是于谦的傀儡，更可能是一个独立于各方势力之外的变数。
不过没关系，孙太后在心里冷笑。
她这辈子最不怕的就是变数。
当年，她由诚孝昭皇后的母亲彭城伯夫人推荐入宫，与朱瞻基朝夕相处，情意渐深。
那时她以为，太孙正妃之位已是囊中之物，十拿九稳。
可谁能料到，永乐十五年，太宗皇帝为他的皇太孙主婚时，济宁忽然现出祥瑞之象，凭空冒出一个胡善祥，成了太孙正妃。
而她，却只能屈居为太孙嫔。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
到头来，明宣宗朱瞻基一生最爱的，还是她。
这个替身再厉害，能厉害得过当年的太宗皇帝吗？
那位雄才大略、英明神武了大半辈子的永乐大帝，唯独在子孙的终身大事上，输给了她这么一个小女子。
想到这里，孙太后忽然精神一振，眼底的阴霾一扫而空。
连太宗皇帝都未能从她手中夺走她的正妻之位，区区一个来历不明的替身，难道还能夺走她的儿子不成？
当年，她能从胡皇后手中夺回朱瞻基的心，如今，她也能从这个替身手中保住朱祁镇的江山。
孙太后又哭了起来，“郕王说得极是，陛下继位时不过九龄稚子，若无诚孝昭皇后与五大臣共掌朝纲，岂有正统初年的太平？”
“昔年诚孝昭皇后在上，凡事专任‘三杨’，百司奏事，诚孝昭皇后必先遣人让阁臣商议，再作裁决，一切军国大事，必与五大臣共议，若非五人所赞成者，则断不可行。”
“据说有一次，王振擅入阁中干预机务，杨士奇愤懑而归，三日不出，诚孝昭皇后得知后，震怒不已，不但诏鞭王振，还亲自遣人将王振押至阁中谢罪，故而诚孝昭皇后在世时，王振始终不敢擅权。”
“老身虽不敢自比诚孝昭皇后，但为社稷计，为陛下计，亦当效仿先贤，以安天下之心。”
张祁立刻听懂了孙太后的用意。
她不能垂帘听政，但却能以“议政”之名，实际掌控朝局。
昔年张太皇太后既能与托孤重臣共商国是，又能遣人至内阁干预机务。
如此权势，孙太后又怎么可能拱手让出？
她今日这一番话，既是在试探自己的态度，也是借祖制为凭，向自己施压，借“效仿先贤”之名，稳固自己的议政之权。
张祁伏身叩首道，“殿下所言极是，臣自幼蒙殿下春晖沐化，朝夕勤勉，不敢稍懈，唯恐有负慈训。”
“今既祖制不可违，前朝成例亦不可废，臣愿效仿诚孝昭皇后旧制，凡军国大政，必先经内阁票拟，再由司礼监恭呈慈览。”
“若殿下有垂训，臣当于内廷躬聆训示，倘殿下有高见，不妨遣内官传言，臣必奉诏裁夺。”
这番话既摆明了立场，“不能让你垂帘听政”，又给了孙太后体面，“可以私下到内廷商议”，既合了忠孝之心，也避免让她难堪。
更关键的是，张祁还在话语间巧妙暗示，自己倚重群臣，无法独断行事，同时给孙太后留下余地，让她明白自己并无意彻底架空她。
如此一来，问题便被顺势推向了前朝文官。
孙太后若想干政，必先在内阁与文官集团角力，而他这个“郕王”，反倒成了端坐高台的仲裁者，既能避免与孙太后正面冲突，又牢牢掌控着决策权。
而且，这种局面绝不会持续太久。
张祁心想，一旦他击退了瓦剌，而明英宗又迟迟未归，孙太后的议政之权势必会被逐渐削弱。
既然时与势皆在他这边，因此眼下敷衍她几句，也是无妨的。
果然，孙太后听了张祁的回复很是满意，当即便扶着宦官的手臂起身道，“既然郕王已然思虑妥帖，老身便不耽误朝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