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60年，大蒙古国的朝堂之上涌动着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变革浪潮。彼时，忽必烈刚刚登上汗位，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与亟待整顿的朝廷秩序，他雷厉风行地开启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举措。
朝廷率先将目光聚焦于内外官吏的公文牌牒收集工作。在当时，官场中公文牌牒的使用较为混乱，官员职责与权限划分模糊，这极大地阻碍了行政效率的提升，也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忽必烈深知，要想构建一个高效运转、政令畅通的政府体系，明晰官制是关键的第一步。于是，朝廷有条不紊地开展收集工作，对每一份公文牌牒进行详细梳理，逐一明确其对应的职责范围，让每一位官员都清楚知晓自己的权限边界。这一举措犹如一场清风，吹散了官场的迷雾，使得行政体系逐渐清朗起来，为加强中央集权奠定了坚实基础，行政效率也随之有了显著提升。
与此同时，为深入了解朝廷的生产实力，为后续的经济建设与军事需求做好充分规划，忽必烈派遣帖木儿、李舜钦等得力干将巡行各部，着重考察工匠群体。这些工匠活跃于各个行业，他们的技艺水平与生产能力，直接关系到朝廷的经济发展与军事装备制造。帖木儿和李舜钦不辞辛劳，奔波于各地，深入工坊，仔细观察工匠们的操作流程，记录各类生产数据，评估技术水准。他们将考察所得的详实信息带回朝廷，为忽必烈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策略提供了有力依据，有助于朝廷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经济与军事建设迈向新的台阶。
为进一步提升朝廷的应急响应能力，忽必烈提出设置紧急驿站的构想。在那个信息传递主要依靠人力与马匹的时代，紧急驿站的设立犹如搭建了一条信息高速公路。驿站之间合理布局，配备了矫健的马匹与训练有素的驿卒。一旦有紧急军情或重要政务，信使便能快马加鞭，在驿站间接力传递信息，大大提高了信息传递的速度与准确性。如此一来，朝廷在面对突发状况时，能够迅速获取情报，及时做出决策，有效增强了朝廷应对危机的能力。
京师，作为朝廷的核心所在，其安全稳定关乎国本。为了强化京师的防御力量，忽必烈征召各道兵员六千五百人前往京师担任宿卫任务。这些来自不同道的士兵，经过严格筛选与训练，肩负起保卫首都的重任。他们日夜巡逻，严守城门与宫廷要地，形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这不仅增强了京师的军事防御，有效防止外部势力的入侵，还对内部潜在的叛乱势力起到了强大的威慑作用，有力地维护了朝廷的统一与稳定，彰显了忽必烈对朝廷安全的高度重视。
在经济领域，忽必烈在涟水军设立贸易市场，同时颁布严格禁令，严禁私商偷越国境，对违者处以极刑。在边境地区，私商偷运货物、非法贸易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严重扰乱了朝廷的经济秩序，损害了朝廷利益。设立贸易市场，将边境贸易纳入规范化管理轨道，既能促进合法贸易的繁荣，增加朝廷税收，又能有效打击走私等非法行为。通过这一举措，朝廷的经济秩序得到维护，边境地区的商业活动得以健康有序发展。
然而，就在忽必烈积极推动朝廷建设之时，阿里不哥在和林城西面的按坦河私立伪号，公然挑战元朝的统一与稳定。阿里不哥此举无疑是一场政治叛乱，他企图分裂朝廷，自立为汗，其行为严重威胁到朝廷的领土完整与社会稳定。一旦这种分裂行为得逞，必将引发大规模的政治动荡与军事冲突，百姓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朝廷多年来的发展成果也将毁于一旦。
面对阿里不哥的叛乱，忽必烈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与果断的决策能力。他迅速征召贾居贞、张儆、王焕、完颜愈等一批杰出人才乘驿车前来宫阙。这些人才在政治、军事等领域都有着丰富的经验与卓越的才能。贾居贞在地方治理方面政绩斐然，深谙民生疾苦与政务运作；张儆擅长谋略规划，对军事战略有着独到见解；王焕作战勇猛且富有指挥经验，在军队中威望颇高；完颜愈则精通文化典章，能为政治决策提供深厚的文化底蕴支持。忽必烈将他们召集到身边，迅速组建起一个高效的决策团队。团队成员们围坐一堂，共同分析局势，商讨应对阿里不哥叛乱的良策，为平定叛乱提供了坚实的智力与人力保障。
1260年五月初一，忽必烈皇帝下达诏令，命令燕帖木儿和忙古带统领黄河以西的各部兵马。黄河以西地区地理位置重要，战略意义非凡，是朝廷防御体系中的关键一环。燕帖木儿和忙古带皆是久经沙场、战功赫赫的将领，他们接到诏令后，迅速奔赴黄河以西，整合各部兵马，加强军事训练，严密布防，确保该地区的防务稳固，维护地方秩序，为朝廷的整体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
十九日，忽必烈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统建元诏》，正式建立大蒙古国的第一个年号“中统”。这份诏书洋洋洒洒，深刻阐述了建元的重大意义。诏书中提及，祖宗凭借神勇平定天下，以淳德统御万民，但皇朝初立，文治尚未完备。忽必烈继承祖业后，深入研究祖宗大法与前代制度，深知建立年号的重要性。年号不仅是岁月流转的标记，更是帝王意志传承的象征，记录着朝廷发展的历程，彰显天下一统的要义。此举效仿《春秋》作为万世轨范，体现《易经》万物开端的智慧，旨在显耀恢宏谋略，开启安定太平的王道。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起，大蒙古国步入“中统元年”，这标志着新政权的确立，更强调了其作为中朝正统、“天下一家”的地位，为实现全国一统、建立多民族朝廷迈出了重要一步。
诏书还进一步表明，自建立年号之日起，法度与秩序的建立成为首要任务。朝廷内设立都省（中书省），由王文统、赵壁任平章政事，总揽宏观纲纪法制，犹如朝廷这艘巨轮的掌舵人，掌控着前行的方向；朝廷外分设十路宣抚司，任用汉人儒士（或祖居中原的契丹人、汉化程度较高的色目人）为使，深入地方，处理具体政务，将朝廷的政令传达至每一个角落。忽必烈决心继续推行利国利民之政策，纠正过往的偏颇，补救存在的弊病，并将相关措施随诏书颁行天下。
在登基之后，忽必烈在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机构设置上持续发力。在中央设中书省，精心挑选王文统、赵壁担任平章政事，二人携手协作，为中书省的高效运转出谋划策。在各地分设十路宣抚司，这些宣抚司犹如朝廷伸向地方的触手，负责传达朝廷旨意，了解民间疾苦，治理地方事务。到七月，忽必烈升燕京宣慰司为燕京行中书省，王文统、赵璧并以中书省平章领行省事。此时的燕京行中书省，实际上承担了朝廷临时行政中枢的职能，在朝廷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协调着中央与地方的各项事务。
与此同时，忽必烈深知军事力量对于巩固统治的重要性，毫不迟疑地着手征调和组编忠于他个人的精锐部队。蒙哥的怯薛大军在扶柩北归后，大多滞留于漠北，这给忽必烈的军事部署带来了一定挑战。但他迅速在潜邸宿卫的基础上，扩充、重建大汗的怯薛部队。这些怯薛军士兵，皆是从各地精心挑选出来的勇士，他们对忽必烈忠心耿耿，武艺高强。此外，忽必烈还多次征集各地兵员，任命亲信董文炳等统领新组建的侍卫亲军。这些侍卫亲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成为保卫大汗、戍守北方各地，尤其是燕京、开平一线心腹地区的重要力量。
为了防范阿里不哥的反扑，朝廷将大量马匹、粮食运至漠南沿线。漠南地区是抵御阿里不哥的前沿阵地，充足的物资储备是军事行动的重要保障。朝廷有条不紊地完成了扼守大漠南缘、伺机渡漠远征的战前部署。同时，考虑到局势的复杂性，忽必烈对南宋保持克制态度，集中力量解决阿里不哥这一内部威胁。他深知，只有先稳定内部，才能腾出手来应对外部挑战，实现朝廷的长治久安。
通过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紧密配合的政治、军事、经济举措，忽必烈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为蒙古帝国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他的这些决策与行动，不仅展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更体现了对朝廷未来发展的高瞻远瞩，在大蒙古国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元朝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