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俅一到西北就将西北各军将领召集到了一起。
高俅很洒脱，坦陈自己不知兵，也不知道怎么打，能有今天全是皇帝的信任。。。
高俅的坦陈也引起了西北诸将的好感。
对于这些军中将领而言，战争是要死人的，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技不如人战死沙场也就认了，最怕的就是那些不懂装懂的文官瞎指挥，不知道有多少将士死在了这种自己人手上！
如今高俅自己承认不知兵，那么也代表了高俅有自知之明，不会乱来，那么军中将领的一颗心也算是安稳了，至于说其他的，这些将领也不敢奢求。
不过令这些将领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高俅竟然放权了！
高俅表示这场战争只能赢不能输，自己不知兵，那么就只能劳烦在坐的各位了！
用高俅那句杀气腾腾的话来说就是，仗怎么打，别问我，你们自由发挥，还是那句话，只要能打赢，你们想怎么打都行，想杀人就杀人，想放火就放火，万事有我高俅担着，我有皇帝的信任，朝堂上的那些相公们也不能拿我高球怎么遭！但是打输了，那就别怪我高俅不客气，第一个砍了你的脑袋向朝廷请罪！
高俅这么说也只是表明一个态度，也不可能真的让军中将领各自为战，真要这么打的话，局部也许可能会有小胜，但是想打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
高俅主要还是要让军中将领放开手脚去打，灵活一点，不要怕这怕那的，自己是皇帝的心腹，只要能打赢，文官集团再怎么唧唧歪歪，都有自己这皇帝的心腹为诸将领请功！
但是具体到整个战役层面，肯定是要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监军童贯。
对于童贯的军事才能，不但朝堂的那些相公们是认可的，就连西北这些将领也是认可的，虽然童贯目前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战绩，但是人家童贯有个好义父啊，那就是李宪。
在说李宪之前，就得先说说西夏是如何建国的。
党项人属于羌人系，大唐鼎盛之时，李世民收留了被赶出家园的党项人，并把他们安置在了黄土高原一带。
对大唐而言，党项人要比中原藩镇更忠诚。
黄巢起义军打遍大唐帝国的时候，党项人挺身而出，参加了长安争夺战，上千党项壮士血染东渭桥。
正是因为这次流血鏖战，大唐朝廷开始重视党项人，封其首领拓跋思恭为夏州节度使、置定难军，辖夏夏州、绥州、银州、宥州、静州。
这就是定难五州，也是西夏建国的基本盘。
羌人系的特点，就是内斗比外斗凶猛。比如说大名鼎鼎的折家就是党项人，而且与西夏建国的李姓是不共戴天，打西夏，折家都不需要动员，打起来比宋人都狠。
羌人系的这个特点原本注定了想要建国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五代十国是个奇葩时代：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于是，党项人的心思就被激活了。原来还可以采纳这个逻辑，那就意味着自己也能当皇帝。
但就是这样，羌人系内斗的特点还是注定了其内部的混乱，建国遥遥无期，直到高梁河车神闪亮登场！
宋太宗赵光义非要郡县定难，即用大宋的朝廷命官治理定难五州。
于是在宋人的外部压力下，党项人想不团结都不行了。李继迁硬是被赵光义给逼成了党项人的领袖。
李继迁诱杀宋朝将领，从而占据了银州，攻占了会州(现甘肃靖远)，彻底和宋朝闹翻了。
李继迁跑到辽国表示“臣服”，于是，辽国给了顶帽子“夏国王”。
投靠了辽国爸爸的李继迁开始进一步激怒宋朝，又是抢粮草，又是围城，并大败宋廷派出的五路大军。
宋真宗时期，宋朝基本上默认了西夏国的存在。
最终，夏、绥、银、宥(现陕西靖边)、静(现陕西米脂)成了李继迁的地盘。
宋人当时的想法很简单，那些苦寒之地也犯不上劳命伤财，你想要就给你吧，只要你以后老实点，名义上服从我的统治就行了。
宋人太天真了，辽人把李继迁扶持起来有那么简单吗？
李继迁占据了西北要地后，旋即掐断宋朝和西域的商道。
西域商道被掐断后，宋人才发现上当了，不但西域的战马再也进不了宋境了，而且西域的朝贡也进不来了，也就是赵宋与西域的联系断了。
西域这些小国一见与赵宋断了联系，没有办法了，只能跑到辽国去朝贡了。
尝到了甜头的辽人出于进一步牵制宋人的想法，给了党项李姓更大的支持。
党项李姓经过了几代人的经营，也终于滋生出了更大的野心，在辽人的支持下，李元昊悍然称帝，西夏建国了。
西夏一建国，宋人连最后的一块遮羞布都没了，那就只能打了，横山成为了两国的必争之地，基本上两国的战争都是围绕了横山进行。
横山，在陕西省北部（今陕西横山县）。从战略角度看，横山之地对于宋夏双方都很重要。
对西夏来说，它直接关系到西夏能否立国，并日趋强大。西夏据有横山当自德明始，在这之前，西夏仅据有银、夏、绥、宥等州，因为没有占据横山，远居漠北，与北宋以沙漠为界，在同宋对垒时，往往处于不利境地，自得横山之后，如虎添翼，凭险拒守，聚兵就粮，从而化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
对北宋来说，失去横山，西夏人“居高以临我”，使北宋沿边一些州县均暴露在西夏人的眼皮子底下，为了守住这些地方，不得不调用大量人力物力，去加强其前沿阵地。同时，宋军主动出击，也因失去横山，刚出宋界，便入水草、人烟俱无的荒凉沙漠地区，一旦兵饷粮运供应不上，只好不战自退。
历史上北宋用武力夺取横山虽然开始于英宗治平之际，但其最早谋划则出现于仁宗庆历年间。从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首议开始到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最终夺取为止，共计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