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从戎说到这里看了看时间快到亥时了，但田千秋和赵熙两个人却无丝毫的困倦，且都听他讲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于是他笑着对两个人既然你们都不困，那我可索性就往下继续讲了。田千秋和赵熙听罢不约而同冲他点点头，示意他接着往下讲。刘从戎说那我下面就给你们讲讲匈奴文明与文化的发展史。其实，匈奴文明与其拥有的生态文明密切相关，匈奴在所建立的生态文明的基础上，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国家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匈奴曾在欧亚大陆驰骋，作为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匈奴千年前广泛分布在中国北方和中亚，甚至游猎至欧洲左右了欧亚大陆的历史，其文明却湮没在历史之中。作为唯一确认的匈奴都城的统万城，位于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乡白城则村，在民族史、建都史以及考古和艺术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匈奴人的宗教信仰，带有明显的萨满教特点。据记载，匈奴人“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有巫者，出兵必占吉凶，敬仰天地日月，有崇拜偶像的习俗。在诸神崇拜中，特别注重天神。认为天神是诸神的最高主宰，人世间的得失均仰仗于天。如果人的行动能顺乎天道，天便会给人赐吉祥。否则，天便要给人降灾祸。因此每当行事顺利时，便称之为“天之福”。自匈奴始，中国北方草原的各个民族把敬重自然的生态意识流传下来，突厥也是一个崇拜“天”的民族。在突厥文碑铭中，有许多“从天生”、“天所生”的概念。在粟特语中，也有相同的“天”的概念。蒙古人的“长生天”意识更为人所周知。
在所有匈奴的遗址和墓葬中，都有大量以动物为装饰的器物，这种动物造型是匈奴文化的主要特征。动物造型是欧亚草原古代民族通用的装饰题材，分布地域相当广泛，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蒙古国、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哈萨克斯坦到黑海沿岸都很盛行，国外学者将此命名为“野兽纹”。匈奴自然崇拜，当然离不开大自然赋予的动物，马、牛、羊、虎、鹰等都是草原上常见的动物，与匈奴的生活密切相关，很容易成为他们的图腾。祭祀的祖先也与动物图腾有关，匈奴各部落把草原上生存的动物认为与自己的来源有关，把之作为祖先崇拜。匈奴有把偶像作为祖先、天地、鬼神的化身而予以崇拜。由于特定的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马、牛、羊、鹿、虎、鸟等动物便成为匈奴的崇拜物，即氏族或部落的标志物。匈奴文化的主要内涵为各种质地上的动物造型，这不仅体现了战国至汉朝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生活情景，更能反映当时与日常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的状况。匈奴的图腾文化对后世北方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很大影响，动物造型在历代北方民族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说明图腾文化为北方草原地区诸民族的文化共性。匈奴人的萨满教信仰在北方民族中也广为流传。在接受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信仰之前，阿尔泰语系各民族都曾经信仰过萨满教，他们继承匈奴的生态文明，崇拜自然、神灵、图腾、祖先。在通古斯语族的许多民族中以及一部分蒙古人中间，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萨满教信仰。
《史记·匈奴列传》说其“即‘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耕田之业’”。《淮南子·原道训》说“雁门之北狄不谷食”。《盐铁论·备胡》亦说“外无田畴之积”。在阴山岩画中发现的众多射猎图、牧马图、穹庐毡帐图，艺术地再现了北方民族的游牧、狩猎生活场景。公元前127年，卫青率兵北击匈奴，“得牛羊百余万”。公元前124年，卫青击匈奴右贤王，得“畜产数千百万”。公元前71年，汉校尉常惠获其马、牛、羊、驴、橐驼70余万头。公元89年，窦宪追击匈奴败兵于私渠比鞮海，“获牲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公元134年，“掩击北匈奴于阊吾陆谷，获牛羊十余万头”。以上仅就一个地区、一次战役而言，而且又仅是被获之数，每次已多至百万或近百万，汉代匈奴人与内地边贸很发达。杜笃在其《边论》中记曰：“匈奴来请降，帐幔毡裘，积如丘山。”公元135年，“乌恒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辆”。记述了乌恒动掠汉朝与匈奴边贸商队的情形，但其所记述的“商贾车牛千余辆”的情形，说明了当时商贸交易量很可观。
匈奴人驱赶牲畜前来互市时，少则万余头，多则十几万头。公元84年，北单于派一个亲王，“驱牛马万余头号，与汉贾客交易”。汉武帝时，把“互市”当做诱歼匈奴的手段，公元前127年“互市”时，汉朝突然出兵4万骑，分击上谷、云中、代、雁门，“虏三千余人，获牛羊百余万头”。可见当时匈奴的畜牧业之发达，草原是畜牧业的基础，足见草原植被之优良。匈奴人的游牧业生产方式为后世几乎所有亚欧草原游牧民族所继承。据记载，突厥人“随水草迁徙”，所从事的游牧业生产基本上与匈奴相同。蒙古人也是如此。匈奴人及其先民所创造的家畜的驯养、改良、杂交等生产技能，如骆驼的驯养、骡的生产等，也被许多游牧民族所继承，许多匈奴游牧文明的要素和成果依然在被诸多游牧民族传承和发展着，有些穿越了两千余年的历史雾霭，流转至今。在后世的毡乡生活中都不免或隐或显地再现匈奴的身影。
匈奴政权的建立和其统治范围的扩大，使北方草原各游牧部落、部族获得了在相当大范围里相互交往的必要条件，随之而来的就是各游牧部落、部族之间经济、文化空前规模的交流。在这种经济、文化的交流中，游牧文明得到了互相交融，迅速发展。匈奴则成为了这种游牧文明的当然代表和重要先驱者之一。在工业文明诞生之前，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两大主要文明，人类历史则主要是这两大文明的历史。数千年来，众多游牧民族先后生息繁衍在亚欧大陆的广阔草原上，创造和传承了光辉灿烂的游牧文明，推动着世界文明史不断向前发展。在游牧文明发展史上，曾经活跃在亚欧草原上数百年的匈奴民族承上启下，做出巨大贡献，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世界游牧文明的先驱者。公元前209年，匈奴部落首领头曼单于之子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在中国北方草原上第一次竖起了游牧民族政权的旗帜。同时，也在游牧文明发展史上建立了一座永不磨灭的里程碑。匈奴游牧政权的建立，使过去名号不一、互不统属的诸多游牧部落、部族联合在匈奴的旗帜下，形成了在活动地域、人口构成、生产生活形态、社会制度及风俗习惯等方面较为稳定的、族称统一的匈奴民族，标志着在亚欧草原上一个空前强大的游牧民族开始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匈奴政权建立前，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北方草原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中国北方草原就成为世界游牧文明的摇篮之一，出现了最早的游牧人部落——戎、狄、昆夷、猃狁、荤粥、山戎、土方、鬼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