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人有各人的打算，此时的阿里不哥竭力诱使忽必烈回到草原，好逼迫他就范，之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登上大汗宝座。计划很好，但是没人就范就显得不妙了。
忽必烈清楚的意识到，目前的阿里不哥鞭长莫及，他在蒙古本土难以掌控自己的出入汉地和调动汉地兵马的权力，特别是在调动汉军方面自己拥有着莫大的优势和便利。
因此，条件不成熟，忽必烈绝不肯轻易离开经营有年的中原而贸然北上。就这样，双方借助使臣递话，交涉不断，矛盾日趋激化，很快就要到撕破脸骂架的地步。
三月二十四日，忽必烈在开平隆重召开忽里勒台大会，作为蒙古帝国决定重大事务的重要会议，亲王合丹、阿只吉率领着西路的诸侯王，塔察儿、也先哥、忽剌忽儿、爪都则带领着东路的诸侯王，他们纷纷前来参会。
就在这次大会上，在众人的簇拥下，亲王和诸侯王们一致奉劝忽必烈登上帝位。本着“谦逊唯上”的态度，忽必烈再三逊让，表示自己德才不配位，难以担此重任。
但此时的诸侯王们和大臣们以“国不可一日无主”坚持请求，毕竟以忽必烈的英明和才干，是帝国目前最适合的领导者。
经过多番推辞和劝说，实在是胳膊扭不过大腿，不能“辜负”重推和信任的忽必烈，最终在三月二十四日，忽必烈在汉族谋士及部分蒙古贵族支持下，抢先于1260年三月宣布即大汗位，年号“中统”，开启元朝新纪元。
忽必烈随即任命了一批贤能的官员，其中就包括赵璧、董文炳为燕京路宣慰使，负责治理燕京地区的政务。
即位之初，陕西宣慰使廉希宪向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建议：“高丽国王曾经派遣世子王倎（后改名为王禃）入朝觐见，但被拘留了三年未得归。现在听说高丽的国王已经去世，如果此时王倎能被护送回国，万一他被立为国王。可想而知，他一定会感激不尽，这样就等于不费一兵一卒就得到了一个国家的效忠。”
忽必烈认为廉希宪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他立马下令将王倎“请”至客馆中，并派兵“二十四小时”保护。随后，待条件成熟时，亲自送气回国，并赦免了国内的人民。
四月初一，中书省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大元帝国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忽必烈任命八春、廉希宪、商挺为陕西、四川等路的宣抚使，赵良弼为参议司事，粘合南合、张启元为西京等地方的宣抚使，这些任命旨在加强地方治理，确保政令畅通。
初二，忽必烈下诏给高丽国王王倎，明确表示将归还所掳掠的百姓以及逃亡在外的人户，并严禁边将随意抢掠。这一举动，一下子就笼络了王倎的心，他当众表示自己的国家将誓死效忠忽必烈和大蒙古帝国。
初四，忽必烈向全国下诏，正式宣布即皇帝位。在《皇帝登宝位诏》这份诏书中，他自称为“朕”，这是对皇帝身份的正式确认。同时，一方面为了以示正统，另一方面为表达自己的对前任大汗的尊重，他尊称蒙哥为“先皇”。
更为重要的是，诏书中首次且明确提出了“祖述变通”的政治理念，即在继承先祖传统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时代的变化和演进进行必要的改革。还要“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即借鉴历代圣贤的宏伟大业和前代的典章制度，来指导新政权的建设。
为了凸显自己的执政理念，特别提倡“文治”的政治纲领。因为按照他的“进步”历程和已有经验来说，要想发展、巩固，甚至延伸蒙古帝国的统治，就必须要改变传统“武力解决”的单一征服方式，将统治重心放在“文治”之上，转为注重文化和政治的建设。
这一理念的提出，从根本上要更改蒙古旧制，实现与汉法的有机结合，建立起与中原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中央集权制封建政权。同时也正是这一理念的提出，也凸显出了忽必烈与传统蒙古大汗间的区别和差异，这种政治上的重要飞跃，也为大蒙古帝国民众提供了共同框架和规则。
在诏书中，他回顾了先皇的功绩和自己的经历，表达了对国家大业的担忧和决心。他强调，自己虽然年轻，但愿意承担起国家的重任，广泛施恩，救济百姓。
“我凭着祖宗开创的疆域，据有四方，武功屡获建树，文治却颇见欠缺，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大凡时间有先有后，事情有缓有急，天下的大事业，不是一个圣王一朝天子所能够各方面全都顾到的。先皇帝刚即位的时候办事雷厉风行，准备大干一番。从自己方面说，忧国忧民之心虽然十分迫切，但在尊重贤能、使用人才方面却未能找到合适的人选。正当我督率师旅进军夔门的时候，却突然传来先皇帝升天的噩耗。哪能预料到出师未捷的遗恨，竟然不能够终止呢！”
“年纪尚轻的我，渡过长江之后正准备深入敌境，却听到京师发生了严重的征民为军的扰害。百姓们惊慌恐惧，好像一天都无法度过似的。我为此而感到惶惧，乘着驿车赶回来。眼前的急难虽然缓解了，而境外的战事还没有结束。于是召集大家商议，以征集好的办法。没想到宗亲们竟会盟，先行推戴我为国君。东西虽然相隔万里之遥，名公巨卿们有的却不蒙召而来到，人们不谋而合，都说国家的大统不能够长久空缺，神人的厚托一刻也不能落空。谋求于当今，在太祖嫡亲的孙儿中，已故宪宗皇帝的同母弟弟，无论从德才还是从长幼看，只有我一个人最为合适。我虽然处于征战之中，却总是保留着仁爱的心肠，广泛地施予、救济着人们，确实可以做天下的主宰。皇天扶助顺应天命的人，人为的谋略是不能与天命相比的。按祖训继承国祚的大法现在依然存在，谁又敢不依从。我郑重而又坚决地推让，以至于一而再，再而三。而诸侯王和百官的祈求恳请更加坚决，发誓要以死来请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好俯顺舆情，勉强登上帝位。我自思寡德暗昧，所生的时代艰难很多，就像涉足于深渊上的薄冰一样，不知道如何补救。正当开始临朝执政的时候，应该重新制定弘大长远的规划。既效法前代，又灵活运用，这正是当前要做的。务必施行实在的恩德，不提倡虚应的文字。虽然太平时代不容易立即实现，而吃喝却是必须先行解决的。唉，继承大统的运数既然轮到了我，只得恭敬地顺应上天赋予的使命，既是勋旧宗亲所托付，我又怎敢忘记祖宗的规矩呢？建立皇极，开创元始，使百姓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我所做不到的，更将依靠我远近的宗族，朝里朝外的文武官员，同心协力，呈献无可更替和否定的助益。特此广泛地告知各方的百姓，体察我恳切的用心。”
在诏书的结尾部分，忽必烈表示将恭敬地顺应天命，继承大统，并依靠远近的宗族和文武官员，同心协力，为国家的繁荣稳定贡献力量。
借着这一份诏书，忽必烈的执政理念、治国经略等都被广施于众，他希望通过这份诏书，让百姓们知晓自己的恳切用心，共同开创一个美好的新时代。